随着企业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和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战略重点不断文化进行调整，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追求卓越到90年代的再造活动，21世纪将会转向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创造，那么我国当前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现状如何呢？如何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呢？

一、理论综述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在1800年左右他曾说过："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在英语中，Entrepreneur即企业家意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当然，只有那些有创新思维并取得卓越业绩的企业经理才能称的上企业家。关于企业家理论的创建应首推马歇尔和熊比特。他们共同特点是高度评价企业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社会贡献。马歇尔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系统地论述了企业家的作用。马歇尔认为，一般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买卖双方都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供求情况，因而造成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而企业家则是消除这种不均衡性的特殊力量，他们能够透过迷雾解决这种种难题。因此，企业家成为企业“车轮”的轴心，他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企业家还是时间创造效用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在理论方面是依靠研究人员和实业家，而在实际工作中则是靠企业家来完成的。因此，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是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熊比特则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仅限于抓住经济体系对外界条件变化的连续性适应过程，把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这些单纯的经济领域外的情况变化所带来的。熊彼特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发展，不是对外部变化的适应过程，而是这种经济体系内部改变的适应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正是企业家的革新行为。企业家是支持、创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他提出了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经济学家韦伯斯特曾说过：企业家是“一个经营冒险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组织、拥有、管理并承担这一事业全部风险的人。”由经济学可知，“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现代经济学的新增长理论，适应要素资本化的现实，将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在由这四个要素构成的生产函数中，企业家才能似被归入人力资本。如果仅仅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管理劳动，视其为人力资本也没有错。但是，企业家才能不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人力资本，而是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稀缺程度很高的生产要素。

二、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分析

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勿容质疑的，但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是什么呢？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精神”，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以及每个时代对此赋予的特殊性质。它表现为人的社会心态以及时代精神的发展，虽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由于其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无法开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企业家精神。这里姑且不论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估价的得失或偏颇，但他却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既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必定打上了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烙印。

一方面文化传统的特质孕育企业家精神。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提供丰富和升华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文化源泉。例如，溶入民族文化血液的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我们民族“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刚健自强，勇于创新；革故鼎新，创进不息的变易精神使中国文化千百年来高峰迭起，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开放整合的博大胸怀，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整合中，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而心系社稷的忧患意识则表现为对主体社会辨证的否定精神，对现实一种理性的怀疑，对传统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发展与重构，其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辨证过程，在怀疑、否定、批判的过程中，表现出创造的萌动与生成的欲望。中国传统文化上述特质及儒家伦理中还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宽恕谦敬、勇于奉献、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敬业乐群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另一方面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具有极大制约性。如“中庸”观念产生的竞争与反竞争的冲突；“半封闭”产生的保守与变革的冲突；“人伦、礼”产生的人治与法制的冲突；崇古与创造的冲突等等。

因此，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孕育却不能启动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的角斗场上，在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冲撞中，儒家伦理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会受到冲击、遏制，而积极、进步的一面会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说，这种经过冲突、筛选、整合过的传统文化虽不会启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却能以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巨大道德力量去完善它、升华它，使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三、对我国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实质的实证分析

在今年云南的弥勒论坛上，关于企业家的精神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企业家精神＝冒险＋理智

樊纲(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作为局外人，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到底是什么？平面来说，它体现在企业经营的技术、产品、市场、组织、管理等五个方面；纵深来说，创新精神就是冒险加理智。冒险和理智是尖锐冲突的概念。任何创新都有可能不成功的概率，企业家至少在最初阶段或者某个阶段，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具有敢冒险精神的。而要想使冒险能够成功并且创造出价值，还是需要理智，理智地、科学地分析所面对的市场的方方面面，客户、技术、竞争对手、发展趋势等。企业越做越大以后，理智的成分会越大。做企业是一种艺术，每一个具体情况都会有一种应变组合，我们理论家只能谈一谈，永远回答不出确切的东西。企业家身上60％是冒险精神，40％是理智，但是如果冒险精神降到20％，理智成分上升到80％就成了学者。

郭凡生(慧聪集团董事长)：企业家精神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像爱情一样，永远说不清楚，但还是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就是因为有了爱情，才有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也就是因为有永远说不清楚的企业家精神，也让我们所有的人准备从这儿再干一次。企业家必须有激情。他的三类人观念——“一类人有很好的企业家精神与管理能力，这种人叫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还有一类人，你在企业投了资，却没有能力参与经营，这种人叫具有企业家利益，但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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